欧盟氢能发展路径选择题：先规模化，再清洁化？

欧洲这些年的每一次危机，似乎都会让氢能发展进入快进模式。

在疫情之前，氢能只是作为欧洲绿色协定计划中推进可再生能源建设中的小角色。在疫情复苏计划中，除了经济复苏，如何实现绿色复苏，也提上了日程。2020年7月，欧洲正处于新冠疫情爆发高峰中的不确定性中，欧盟委员会公布了氢能战略，成立了欧洲清洁氢能联盟。2022年5月，欧洲正处于战争冲击下的能源去俄罗斯化的毅然决然中，欧盟委员会推出了REPowerEU计划，提升了氢能产能目标。

2020年的欧洲氢能战略将目标设定为，到2030年在欧盟安装至少 40 GW的可再生氢能电解槽，以1000 万吨的可再生氢能年产能。至2050年，可再生氢能技术成熟并得到大规模部署，覆盖所有难以脱碳的领域，比如航空航运和工业应用，在扩大生产的同时，刺激和驱动需求，氢能在欧洲能源结构中的份额预计将从目前的不足2%增长到2050年的 13-14%。

而在2022年的REPowerEU中是欧洲氢能战略的加速版，至2030年，可再生氢能生产产能目标是原来的两倍：到2030年时可再生氢能欧洲本土年产能1000万吨，同时从可靠的供应国进口等量的氢能。为了达到这样的产量目标，今年5月，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专员和电解槽制造商20位CEO发表联合声明，称要将目前电解槽1.75 GW的年生产能力至2025年提高到17.5 GW（从氢能产出角度衡量)。

欧盟的氢能发展离目标有多远？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氢能观察2022》，在氢能需求上，中国是氢能最大的市场，而欧洲排第四位。2021年，电解水制氢只占全球氢能总生产的0.1%，但其发展正在提速中，尤其在中国。2021年全球电解槽年产能为8 GW，其中欧洲和中国占了总产能的80%。根据欧盟REPowerEU计划，到2030年，欧洲电解槽累计总产能95 GW，有望接近2030年可再生氢1000万吨年产量的目标，当然，前提条件是欧洲制造商不出口其电解槽设备。欧洲和澳大利亚是利用电解水制氢的领跑者，已公布的2030年前上线电解槽安装工程中， 32%位于欧洲，为39 GW，接近于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中的44 GW目标，但可能会无法达到REPowerEU计划中的80 GW目标。另外，报告称，欧洲或北美造碱性电解槽比中国的要昂贵得多，成本差距可能会达到四倍。

这样看来，需要加码的不仅仅是目标，还有奔赴目标的速度。

在欧盟氢能战略这份雄心勃勃的清洁能源转型计划中，存在一个“但是”：发展氢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实现可再生氢能得到大规模部署的长期目标之前，从短期和中期上来看，还需要其他形式的低碳氢能。低碳氢能指的是带有碳捕集功能的基于化石能源的氢能和基于电力的氢能。欧盟委员会指出，与当前制氢相比，低碳氢能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大幅减少。总而言之，欧盟计划将比灰氢更绿的蓝氢作为过渡，通过低碳首先实现氢能规模化，然后再实现氢能的全面清洁化，过渡到绿氢。

欧盟能源专员曾在媒体采访中表示，欧洲正将重点放在大幅度扩大生产和消费上，所以才有既有可再生氢能，也有低碳氢能。欧盟尤其希望在重污染、且难以电气化的运输或钢铁制造等行业用蓝氢能取代天然气，以实现2050年前实现零排放。

但是欧盟口中的“低碳”受到了质疑：如果不是有意“洗绿”，那就是太天真。来自康奈尔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者2021年的一项研究，直接打脸欧盟氢能计划。研究将灰氢和蓝氢的排放进行了对比，结论显示，蓝氢根本不是其所标榜的低碳。蓝氢的二氧化碳排放确实比灰氢低，但因为在碳捕集中越来越多地用到天然气，蓝氢生产中排放的逃逸甲烷比灰氢要高。更令人惊讶的是，蓝氢的温室气体排放比用于供热的燃烧天然气或煤炭本身还要高出20%。研究还认为，碳封存不过是一个乐观和未经证实的假想，即使它是真的，也很难证实蓝氢的环保性。

目前，天然气危机之下，欧盟境内重启煤电以减少用天然气来发电的背景之下，用天然气制氢的路径更加值得怀疑。有环保组织指出，执着于利用氢能取代俄罗斯天然气，只会延长对化石能源的依赖，让欧洲绿色协定大打折扣。有人甚至质疑氢能作为能源本身，认为氢能非但不能提供清洁能源选择，反而消耗大量能源。

今年9月，就在冯德莱恩预告了欧洲氢能银行30亿欧元投资计划时，非营利环境组织Bellona发文称，氢能不是能源，恰恰相反，氢能的生产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用氢能银行来推动建立未来氢能市场，不是在增加可再生能源生产或降低能源需求，而是增加能源需求、成本和排放。

环境和消费者组织T&E和BEUC曾呼吁欧盟必须通过绿电来制氢，因为消费者不能通过支付高额电价的方式来为制氢买单。如果没有足够的绿电，只能通过污染环境的、价格高昂的天然气发电，这不仅不能达到气候目标，相反，还会恶化原本已经紧缺的欧洲能源市场，推高电价。

除了推高电价，还有一个担忧就是绿氢生产所需要的绿电可能会挤占原本紧张的绿电。今年5月，来自欧盟委员会的可再生能源指令授权法案草案姗姗来迟，草案旨在制定非生物来源的可再生燃料（RFNBO）生产规则。规则保留了可再生能源指令所要求的绿氢生产的额外性原则，即电解水制氢如果要被认证为完全可再生氢能，那么其生产所使用的绿电必须是新增的，而不是占用现有的绿电资源。

而欧洲议会9月通过的版本中，放宽了对可再生氢能的界定，去掉了确保额外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厂必须在生产绿氢的设施“之后或同时”投入运行的规定。也就是说，允许用现有的绿电用来生产绿氢。这个变动代表了另一股力量或者说利益的担忧：严格的环境规则只会遏制欧洲氢能的发展。相比起清洁化来说，眼下更紧急的是速度和规模。而且，“绿氢”标签意味着有机会获得公共补贴。7月和9月，欧盟委员会分别批准了欧洲共同利益重要项目（IPCEI）框架下的54亿欧元和52亿欧元绿氢补贴项目。

一方面，环保力量认为，欧盟若在氢能发展上放弃严格标准，将面临严重的环境和气候风险。另一方面，氢能行业力量则呼吁，欧盟需进一步放松要求，给予氢能发展一个过渡和缓冲期。

和电池行业对电池立法“拖延三四年”的担忧不同，氢能行业显得更加急迫。氢能欧洲组织和可再生氢能联盟10月联名致信冯德莱恩等，要求尽快给予法律上的确定性，称可再生氢能行业已经无法承受在生产规则上再等上三个月的时间。听上去，不仅氢能发展本身，发展路径的博弈上，也在分秒必争。